跑去老遠拍順韾，所謂何事？-- 記北京拍攝

順馨在剛過的七一帶我們重返北京。在她的精神家園「北京大學」(北大)等地細說求學和社會參與的種種往事，以至今天在教學研究崗位上的把持。二十年了。我們由國家戲劇院前往天安門廣場，路上順馨忽爾想起自己在89年來北京求學，一晃眼就已是位二十歲的「北大人」，我們笑說今夜要喝啤酒慶祝以外，更忘不了8964與0971。在這兩個包含特殊意義的符號，既是不忘爭取締造民主的行動與信念，更要感謝曾在這廣場上曾為自由民主、尊嚴、家國而犧牲的前者今人。

北京拍攝扎記：

(一) 走在廣場上，置好器材，順馨說了不夠兩句話，就有一名公安過來阻撓，原因是攝影機裝上外置咪就等於「採訪」，需要申請才行。我們不用Boom Mic就繼續拍錄訪談，而這位公安也不時走過來「旁聽」，但他聽不明白就走開了。廣場上，人頭湧湧，不論是黃昏過後圍觀「降旗禮」，或者早上的旅行團大合照，反正身邊都是人，還是國內同胞居多。順韾就在人多熱鬧的「民主烈士」紀念碑下，講述在艇戶事件後，她和參與事件的社工朋友到三峽的旅程，既是休息抖抖，也是就事件作檢討退修。最令她難忘的是，在三峽的泛舟上，她/他們決意建立工會，保障從事社會工作的同工，日後在參與社會議題時不會受到無理檢控等，令同工可以繼續以行動方式與居民或服務使用者站在一起。至於行程為何選擇到國內，還要是較偏遠的三峽？順馨也記不起當年是誰提出這主意，倒是現在想起來，她才發覺那時大家都厭惡殖民主義，也想逃離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也許是一條出路，給人們的生活有另一種選擇，就是這種尋求生存空間而把他們帶來中國吧。

江瓊珠也是在80年代初始來北京、廣州等地旅遊。她說70年代末，中國行改革開放，過去封閉的門戶打開了缺口，不少香港大專生對國內存有想像，畢竟生活形態很不一樣，她們也背著包包自己跑上來親身感受。當我們經過王府井，江和順馨都搖頭慨嘆，沒有了一街的北京老店、王府井小吃街，什麼百貨公司、外文書店都只保留招牌，內裡的形神特色卻全沒有了。唯一仍舊沒多大變改的，似乎就是那聳立在街末的「北京市王府井天主教堂」。

(二) 我們就在聖堂前地的小廣場做訪問拍攝，順馨憶述當初如何接觸天主教會和解放神學。還在我們設置攝錄器材時，順馨望著聖堂說道：「人家信教為了上天堂，我卻相信天堂就在實踐公義的人間…」，這番話曾在她的文章看過，甚有共鳴。我在小學時期也領洗為教友，自此投入教友生活直至大專時期。那時我相信無論去到世界那裡，天主、聖母瑪利亞等聖人也會看顧我，我不用為家庭親人擔憂，所以更應當為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服務，就像德蘭修女般獻身。而她最喜歡的經文是：「凡是替最小弟兄做的，就是替我做」。就是這份在人間實踐公義和與弱勢者同行的信念影響著順馨，使她多年來做人處世，也是先顧及別人。在面對社會公義的事件上，她深知那不僅要為居民解決現實生活問題，更要是團結更多力量，跟當權者和不公不義的制度抗衡，「才能真正『服務』他人。」

同期，她在就讀的理工大學加入了天主教同學會(學會)。順馨說這時是她在思想與社會實踐上受到衝擊的年代，而她的這段參與的經歷，也反映了常比喻為「火紅」的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當年大專學界有「國粹派」和「社會派」之分，前者在意識形態上貼近共產黨，理大的學生會當年是「國粹派」的大本營，以「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為綱領；後者多是在香港成長的年輕人，本土意識萌芽，又受到站在壓迫者一方的「解放神學」思想的影響下，開始體會到從社會矛盾中作介入的重要性，因此把關注點放在香港社會。

(三) 晚上我們果真去了舉杯暢飲，繼續聆聽順韾的求學參與的故事。在艇戶事件後，她接續當上「無牌社工」，與社區發展的同工一起在大窩口村打拼；又與姊妹們投身搞婦女運動。好學不倦的她，即使在工作期間也提出往外地學習，當時到了菲律賓報讀activist的短期課程，她說自己對於南美洲和第三世界的狀況，就是在此時萌芽。後來去到荷蘭海牙唸「社區發展」課程時，更因同學來自七大洋五大洲，許多具有社運或政治背景，她面對的世界寬大了，也更多發展國家的朋友，例如她的宿友是哥倫比亞人，常跟她分享西班牙殖民如何侵略哥倫比亞，又帶她返鄉作客歡聚。順馨說當時這群南美洲同學常辦聚會，她/他們一見面就會相擁問好，熱情非常，但來自香港的順馨卻未能習慣，上學初階段，她老遠見到這班熱情朋友更要拔腿就跑！

在海牙的學習，順馨說認真讀書的時間不多，但卻有機會就到荷蘭和鄰國大開眼界，更被一項新鮮事物吸引著 -- 女性主義思潮。受到啟蒙與衝擊，她回港後就與姊妹們在港召開讀書會和籌辦「婦進」。當時，順馨抱著遊學心情到荷蘭，後來才知道這所大學屬於左派，她的老師正是一位信仰「托落茨基主義」的著名學者，怪不得她曾在那時那地，會與《革命‧女》主角陳寶瑩相遇在彼邦。

(四) 喝啤酒前夕，當天下午我們終於到了拍攝重地 – 北京大學。這所回應她多年來對家國身份的追尋、對女性運動生命展現的場所，與及書寫研究的開拓之源地。北大就是她的精神園地。在這位「北大人」的帶領下，我們走過46-48宿舍、學生飯堂、學生澡堂、北大生活街、第一教學樓、圖書館、五院、革命烈士碑的靜園、鐘樓和未名湖等。

順馨熱烈的介紹哪一棵銀杏樹最美，又對張貼大字報的三角地的消失感到婉慨；走在銀杏松樹包圍的校園步道上，經常被背後傳來的汽車響笛聲弄得氣憤；在幽靜的鐘樓小園裡憶述90年除夕那夜的鳴鐘週年悼念舉動，卻日後被校方官方化，每年找來名教授主禮。點點滴滴湧上她的心頭，也呼喚起我閱讀《正值銀杏生輝》的記憶，順馨彷彿自書中走出來帶我們遊歷北大校園，以及令我嘗試了解背後的一切，那一切包括最重要的「北大精神」。

經過李大釗、蔡元培的雕像，他們隱露於樹蔭斜陽下，周遭充滿安詳靈氣，也見有人在閉眼練氣，令人不得不沈思何謂精神不朽，又如何闡釋展現「開放兼容」、「民主科學」的意義，並與現今世代繼續連結推展？站在 “D” & “S” 的雕塑前拍攝時，陽光的折射儘管刺眼，但又似在引令我直望這兩個字母背後的含意 -- Democracy & Science，我們不就是要在這些基礎上建立和平的社會，令人在合理包容的環境下生活嗎？為何今天已變成Capital & Market？

北大令順馨嚮往惦念的，不單是這裡的優美景緻，嚴謹的學術研究，還有體現北大精神的老師們、同學們。我們在行程最後相遇的，是她的學妹賀桂梅老師現任。賀老師是現任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也是當今研究當代文學的年青學者。我們有幸到她的家裡作客，既與可愛的兒子「小光頭」見面，也參觀了分類清晰、排列有序的書房。順馨形容賀老師看理論書，猶如看小說般快，涉獵的範圍不單文學、政治，更熟悉流行文化，例如她說在中國大陸，不可能不看電視劇，例如今天最紅的《人間正道是滄桑》，幕後班底是《走向共和》的創作人員，講述兩兄弟加入了國共兩黨的情感，劇集結連了歷史事件，被視為史詩式的電視劇。民間緊湊追看劇集，但為何這片集有那麼大的影響，它又與現今政治背景的扣連等等都是不容忽視的。離別前，賀老師更慷慨送予《歷史與現實之間》一書予我們。這書編入了她從94年至今的部份論文，分類為文化批評、思想史、學科史、文學史、短論等範疇，探討當代與現代文學、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等等，紀錄了賀老師在學術與思想的行程。

順韾和賀老師這兩位親切的老師，笑容一樣和藹燦爛，對學問思想同樣認真追尋，既心懷家國社會，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情感。我們感謝賀老師在悠悠下午與我們分享她的閱讀書單和飯席間的真誠分享；更感激順馨帶我們認識內蒙古和北京、玉珍與賀老師，真的毫不保留地跟我們分享她的成長經歷。順馨，衷心感謝您！

順韾說過的點滴無法一一盡錄，還是期待影片的出籠，且看江瓊珠如何把順馨、甘仔、彩雲等十一位被捕人士的故事說出。未名湖畔，順韾談及讀書與社運對她的意義，她時刻掛在心頭的女性解放運動、社區基層組織等，怎樣跟她所學所思的扣連在一起呢？希望日後有機會把那次訪談整理成文字檔，再與各位分享。也特別感謝我們的好友阿敏在旅程上的幫忙！希望將旅程所得與妳分享。

跑去老遠拍順韾，所謂何事？-- 記內蒙古拍攝

跟人家興奮的說，我去內蒙古和北京拍攝呀！拍誰呢？順馨，不是香港嶺南大學老師嗎？為何要走去老遠拍她呢？還要這部影片是關於三十年前的艇戶事件，難道在黃土風揚的沙丘上，講述昔日油麻地避風塘的抗爭往事？就連我自己，也一直揣摩這次拍外景的理由。




跟江瓊珠提出這些提問時，她很爽的反問我為何需要理由，她就是的確是單純地想到沙漠浩瀚的畫面，而想要起動前往，在沙漠背景下訪問順馨。她更以王家衛的《春光乍洩》為例，為何兩個香港男人的愛情，要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取景？沒錯，簡陋的旅館、尼加拉瓜瀑布、探戈舞步…… 在那裡才可得到某種色彩和語調的氛圍。畫面呈現瀑布奔騰萬像的震撼，彷彿在宣告「無需要太多」，景象又似乎隱含著什麼。江瓊珠續說，雖然我們不一定能有充足的技術和器材拍到大漠黃土的浩揚，但還是要努力去拍攝。畢竟我們不是在嘗試捕捉畫面的感覺而已，更重要的是呈現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特別是仍在不同崗位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或是三十年前的參與對各人生命的影響等。

《從艇戶三十年走過來的運動份子》的主角之一就是陳順馨，她從77年開始參與「觀塘諮詢服務」開始，一直關注居住問題、基層居民的生活困境，以至集體行動的組織工作等。出發前我在看順馨的《嗅覺的記憶 – 我的七十年代》一書，內裡詳細敘述她對70-80年代的社會運動參與反思。【註1】 透過書本我更深刻認識過去與今天的順馨。江瓊珠比我更了解她，順馨自荷蘭畢業回港後，就與江瓊珠認識，當年流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夥租住「公社」(mini-hall)，並要輪流做家務，又辦讀書會，甚至有時睡在床上仍爭論不休。

江瓊珠就在讀書會認識順馨，並與其他姊妹在84年創立了「新婦女協進會」(「婦進」)，多年來在不同崗位仍有不少合作機會，特別是寫作出版。我則在01年大專畢業後入職「婦進」，在03-04年間剛好是順馨當上主席，有幸因而多了機會接觸順馨。她甚具感召力，答應了的事情就「絕不拖拉」，加上勤奮好學和凡事先顧及別人等等，這些以身作則的榜樣怎不為感動？可是，她原來打從心底是有不甘心：「幸好，我知道我不甘心只是一個上司欣賞的職員，或者是身邊的戰友們心目中的有投入感和承擔的社運參與者」(p.14, 《正值銀杏生輝 – 記北大》) 她骨子裡還持有一股不為人知的勁力，就是喜歡寫作和看文學作品；也想要闖出熟悉的生活圈子與氛圍，不怕從零開始到北方尋找擁抱自己。這種為自己打開新天地的想法表面似是浪漫的說法，實踐起來卻要耗上多少耐力、專注、熱忱和魄力呢？

我們能在09年的今天趕上順馨的國內之旅是別具意義的。首先，我們隨她到內蒙古的烏審旗探訪108名和平婦女之一的殷玉珍、她的家人和她的「生態園地」。那不僅是一位學者的研究項目，順馨更全「情」投入。2005年當瑞士發起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http://www.1000peacewomen.org/，及後順馨與中國和蒙古地區的統籌成員一起拉闊對「和平」的概念 http://www.1000peacewomen-hk.org/big5/front.htm。

順馨坐在沙丘上，朝向黃昏夕陽時，娓娓道來「和平」意義，它不單止相對於戰爭時期的暴力，更是與「婦女」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身處戰區以外的地方和時代，又在所謂和平和諧的社會中，其實潛而默化的二元思維觀念、各種不公不義的制度管治、不尊重人權存活空間等等，都與現代急速追求利潤的發展，以及便利不負責的生活形態相關。這些由於生活和發展衍生出來的不和平，雖是令人眼前灰暗，但原來在渺無人煙的沙漠、在熱鬧繁擾的都市、在政治民族衝突的氛圍下，仍有千百位(甚至更多)的女性在努力扭轉。這些力量無論是因生活形勢所迫使，還是對人對生態的關愛，都在這些女性身上展現出來。

順馨感觸地說，當她首度來烏審旗，踏足在綿綿不止的流沙時，她覺得自己在投懷大地的母親，大地是要我們去愛惜。而這群女性與順馨一樣，都是「不甘心」現實的各方限制，在艱難形勢下仍創造出條件，默默耕耘她們對土地家園、生態環境等持之以恆的關愛，為他人、為環境、為生存而傾盡全力。順馨更邀請多才多藝的好友芳子參與其中，希望以芳子的畫筆，紀錄玉珍這位在沙漠為生存而植樹治沙逾廿十載的女子。

「寧肯治沙累死‧也不能讓風沙給欺負死」能夠說出這句話的，就是殷玉珍。玉珍是陝西靖邊人，現在是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烏審旗河南鄉爾林川村的農民。這位農民與沙漠植樹的淵源，非得由她二十歲時嫁說起不可。

玉珍第一次出遠門就是出嫁當天，她的丈夫白大哥牽著騾子迎聚她，帶著兩棵樹苗的嫁庄，就跟白大哥上路去了。她形容當天：「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走過一片又一片還沒返青的土地，我跟著他一直走，一直走，走著走著路邊就沒有村子了，再走也看不到地了，腳底下的路愈來愈窄，最後連路都沒有了，一腳下去沙陷到人的腳脖子...我跟在他後頭走，本以為走出這片沙漠就能到村子裡去了，沒想到他就在沙窩裡站下，告訴我：到家了。」(p.236，《多彩的和平： 108名婦女的故事》)

她哭了七天七夜，想尋死，但連上吊的樹也找不到。尋死不得，找生的可以吧。她和白大哥真的做到，不單在第二年蓋土房子，還想到有井水就能種東西，雖然粮食被風沙影響生長，但那兩棵種在井旁的樹苗卻慢慢長大，那就種樹吧。此後，兩口子拚命地種樹，由樹成林，同時她和白大哥用了三、五年運磚造房，並開始養牲口、種菜和西瓜，也有飛鳥存活於林間。生活在沙漠裡，不僅有苦澀，也有甘甜，所以她說沙漠種出來的西瓜特別甜。十四年的艱辛彷彿在鍛鍊玉珍的韌力，培養她的智慧，因為正在生活改善之際，1998年的冬季她發現所種的那遍地和住處已被賣給了別人。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沒有嚇退她，只是迫使她拿出最大的力氣找尋問題所在，事件直至今天仍在打官司。背後出售土地的原因，其實與國家開發西部相關， 因為開發，所以鼓勵民眾治理沙漠，誰治理就誰擁有土地。玉珍說要爭理卻比種樹兩萬畝苦多了，她說：「種樹的時候再苦、再難，都是灑一分汗水有一分收穫...可到了城裡辦事不一樣，儘管到處是人，可我兩眼一抹黑誰都不認識；儘管到處是路，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條是我的活路。」玉珍的話就是這樣直撼心底，都到了最底線，還有什麼路可守可進？

因為她這樣尋活路，終於找到了宣傳部，外界漸漸對她有所認識，媒體幹部、榮譽捐助紛至沓來，給了她和這塊地帶來許多新機會，也使她忙個不停、分身不下、焦慮不安，還是她自己形容貼切：「成名以後我有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感覺，總覺得不踏實。」(p. 243，《多彩的和平： 108名婦女的故事》) 所以順馨路上曾提及，她認為計劃重點還是在人，她說過去三次探訪玉珍，她都有分享自己的煩惱困難，例如身體退化、知識水平不足、工作過度繁忙、家事孩子事照顧等等，如今我們親身接觸玉珍，更見她時鬧胃痛或沒胃口進食。我和江瓊珠到烏審旗拍攝三天，剛好是生態園的規劃案的磋商和落實期，可能她是為案子周章而弄致腸胃不佳。這案子是市政府免費為生態園設計的，企圖令這個沙漠變得更綠，更適合發展旅遊，但問題也出現了，就是沙漠是否適合那麼多人在生活？垃圾廢水電力如何解決？還有大規模蓋新水泥房對這裡有何影響？而且，一些沙漠化的地區正是由於人口上升而導致，仍未能找到答案回應這些疑問時，順馨和芳子指出，這真的是玉珍本人想發展的事業嗎？因為她想在沙漠搞生態教育，甚至辦一所學校，既將玉珍植樹治沙的經驗整理和傳授，也讓今人後輩繼續承接下去，為愛護沙漠和大自然而努力。可是，玉珍得到「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等名譽，既要顧全配合國家政策，也要為繼續發展尋覓資本也是現實。

案子也就在我們離開當天就要作決定。我和江瓊珠先到北京，順馨和芳子繼續留下，待玉珍有空時再跟她暢談計劃想法、了解情況和聽她的感受，希望對她給予有形和無形的支持，雖然這些與贊助興建一條馬路、規劃一個生態園可說是南轅北轍。但我確信，前者的真摰交往，會令人更有力量面對困難重重的前路。和平是生態也是心靈，灌溉樹苗時，也是滋養內心，當整個社會城鄉急速發展時，不要忘卻眼前付出的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民就好了。

當我們在北京與順馨會合，她首要去辦的事，除了和我們吃午飯外，就是跟環境生態相關的團體聯絡，仍盼望盡最後的一分力為玉珍提供實質的、在地的幫助。這就我們認識的順馨。來了一個陌生的地域，彷彿重新認識一個相識多年的友人，她正在做的是什麼事，才發現她更多也更實在。【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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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七十年代末，「艇戶爭取上岸」曾掀起社會討論和關注。當時的艇戶生活環境惡劣，但艇戶普遍從事勞動工作，收入不足以租住私人樓宇，但申請入住廉租屋卻要等待十數年，可是住家艇不僅有隨時沉沒的危機，還有火災、衛生惡化等切身問題，促使艇戶和各界積極關注。但一直以來，政府用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房屋供應及分配政策，所以到了77年中，油麻地艇戶較有組織地爭取，更透過與支持者和團體的合作，企圖凝聚力量，要求「海事處集體驗船、房屋署集體安置等行動」。集體行動和力量，艇戶爭取上岸是一種居住權運動，亦終使政府和警方出手，除了向大眾「抺黑」艇戶是「大陸難民」、「打尖」上樓外，更在79年1月7日採取行動，把當天前往港督府請願的數十名艇戶和支持者，在途徑紅磡 隧道時出動警方攔截，並帶回警署落案，當中11名支持者更被控以「非法集會」。又順韾認為：「把獲得一個『應得的家』視為人道的對待和遊行請願視作公民權，是七十年代艇戶和支持者通過實踐給社會帶出的…香港早期公民社會的理念和形態。」《p.44-52, 嗅覺的記憶 – 我的七十年代》。

註2：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詳見p.234-244，《多彩的和平：108名婦女的故事》，陳順馨主編，北京：中央編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