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女》映後座談紀錄(八) 09.7.6@理工大學社工系

編按：這是我們首次與社工同學分享《革命‧女》。她/他們是理工大學的兼讀學生，大都在社福機構任職，也是在放工後趕來上課。工作了一天，同學們想必疲憊不已，還要看一部談及價值理念的影片。以往曾有觀影朋友提出該部影片也許是有抗爭衝突畫面，可能會令人拒絕進入。但同學們在觀影後，逐漸提出看法和提問，這些都離不開她/他們日常觀察和實際經驗，既切身又具反思性。加上寶瑩首次像上課般，在白板畫下圖表，利用她的分析架構作導讀與回應，更豐富了是次的座談。她從社工同事面對的事工入手，指出問題認知、解決技巧以至服務形式，其實是根據內在的價值觀念，與及不可忽視的主流社會，包括意識與規範。所以，如果公平公正的公民社會是我們心底渴求的，那麼社會工作的前線服務又如何進一步拓展？又社會規範不是靜止恆久的，那該是按人的需要而轉變。既然社會是動態的，生生不息的改變力量，其實很重要的是源自前線同工之間與服務對象同行並肩促成。因此，Pauline老師回應了同行者之間的溝通和連結是非常重要，這點亦能點出今晚的放映，也正就是老師的心意，透過放映討論，讓學生們在常態工作學習之中，得到多些拓闊和勉勵，讓學生與社會運動的朋友有多些共同的語言和強壯深層的力量。

映後座談完畢時已近10:15pm，仍有四位同學圍坐一起傾談功課；而Pauline老師也留在辦公室繼續改卷，大家都在努力。我想除了為了工作要求外，也是認真看待一份工作背後的意義。對於Pauline老師細心安排是次放映和討論，既發掘思考的接觸面，也關顧同學的狀況，處處見到一位老師的認真和用心。以下是今次映後座談的整理：

■=主持陳鳳儀老師／□=同學／陳=主角陳寶瑩／叉=放映員叉燒包

前言

■：我最近為社工學生做fieldwork，討論的是如何搞小組、mass programme等，所以我也進入一個skillwise的世界。我也覺得如何處理程序計劃、物資、場地，以及同學的準備功夫等是很重要的logistics工作。但是，今晚我們要跟這種角色抽離一點。當我們談及一個社會的轉變和參與時，知識和價值理念如何幫助我們面對服務對象呢？例如在小組活動中，我們是否真的在幫助對方？到底小組是給予服務對象互相幫忙、情感支援，或分享她/他們生命的歷程，當中有某個程度轉變是重要的，但到底是否足夠？服務對象在一個較大的社會層面中能否擺脫困難？於是，可能跟妳/你們有相似的感覺，就是當我看到一些轉變，就覺得要稍為走遠點，令自己看得寬闊些。

今晚我們再不是談如何搞group plan或group process，而是在一個社會運動的脈絡下來思考。我們有一份社會工作的關懷，但可能以另一個身份會較易融入，例如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當許多弱勢群體在社會上出現而成為我們的服務對象時，我們如何理解她/他們？我們正在做的所謂改變，能夠給予她/他們是什麼性質的改變？背後又有什麼東西可以支撐我們提出這些改變的工程？正如寶瑩在片中末段提及「人的解放」，就這種的社會工程，我們又可以做到多少呢？最後一點，就是很多社工同事都是有心人，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burn-out情況，似乎是想在理念上多做，但在實幹上都未可談論是否輸得起就已感到身心很疲累，那我們如何重新找到一個推動改變的身份認同呢？我想可以從這些方面想想這部影片給予我們什麼的啟示。

一、個人層面 -- 氣餒與價值觀

□：(這位同學是當外展社工的，Pauline老師說她愈夜愈精神，而且亦在現職機構做一些為同工爭取福利的行動。) 我最深刻是天星那幕。當初覺得寶瑩認為天星事件不太貼身，但後來她也瞓在地上被警察抬走。其實，想問寶瑩三十年的堅持或無氣餒是怎樣得來？如果可以，我也想學得到。我覺得很失禮的是自己欠缺那份耐力，亦很害怕疲憊或被打擊，所以就沒有那份自信。

陳：放映前，我曾畫一幅圖作為導讀。不論是對影片(的描述)或我的人生經歷而言，都是根據這幅圖來發揮自己本身的力量。我曾說過好像沒有什麼選擇而要做下去，其實這是價值觀念的問題。在知識層面，我劃分了「Value 價值觀--> 對外(理論概念、模式形態) -->Skill(技術功能) --> Common Sense(生活中的日常知識)」，雖然圖表是由高而底，但其實這些部份都是有機的扣連，未必有高低之分。

譬如在影片中吃盤菜的的那位婆婆，她不是清潔工的母親，她本身就是清潔工，是一位七、八十歲的清潔工。那麼高年紀的長者，還要在十多層的公屋做「倒樓」，當妳/你見到這樣的人時，相信不需要看理論，即使是普通人，也會有一種「有無搞錯」的感受。在我們的common sense來看，七、八十歲都該是安享晚年、老有所養，為何這個社會還容讓一位那麼年長的人做清潔工呢？這是大家不需要看什麼理論也會有的自然感受。但是，可能有些人並沒有這種感受，我不是說那些人特別冷血，而是說她/他們有另一套觀念，譬如是「弱肉強食」，好像(福利哲學學者)海耶哈Hadyes認為我們的政府不應插手私人經濟。在這種社會下，有種說法是 -- 誰叫那些長者在年輕時不勤奮做事。當然，如果我是一名富有人，而且很有良心，喜歡捐錢出來，就另作別論。但因為有不同的價值觀念，所以即使同是看見那位婆婆，各自有不同的感受和反應。

如果在中間的過程說是沒有氣餒，那當然是欺騙大家。任何人都會有人生的起伏，又怎會沒有挫敗呢？問題是沒有其他能夠替代的東西。譬如我現在是一位社工正在做青少年工作，但政府現在不斷縮減資源，叫人難以發揮己長。然後，我就想有什麼其他選擇：一、「搵工跳槽」，但是其實到別處亦一樣，因為整個政府的氣候都是這樣(緊縮福利資源)；二、讀書，但讀書以後會做什麼其實也是未知之數，但至少當前不用見到那些所謂煩事；三、嫁夫娶妻甚至有小孩，那世界又不一樣。我們都是讀過書，算是「識字份子」，當見到一些難於解決的事情，我們可有其他alternative(替代)，至少可以暫時忘卻解決不來的事。可是，許多人並沒有這樣的選擇，例如大家的服務對象，她/他們不是說想讀書就讀書、想搵工就搵工、想跳槽就跳槽。我也是曾讀書也識字，本身當然不是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選擇。但就人的關懷來說，我則沒有選擇餘地，當我見到七十歲的婆婆仍要做清潔工，還要被人欺負的時候，我能否就這樣算數？

就此點，我想反問大家，因為大家現在或將來都會做社工，影片中有些可能是妳/你們未來的工作對象，包括清潔工人、扎鐵工人，甚至長者。當這些服務對象來找妳/你時，例如那位七十多歲的婆婆，跟妳/你說現時的工資很低，又一整年都沒有休息的一天；或遇上一位失業男士，前幾年被政府欺騙了買下一間公屋，由原來租屋變成賣屋，但現在失業後就沒能力交租金。各位同工可能曾見過這些情況，妳/你們又會怎樣做呢？

二、個人層面：技巧與價值觀

■：是否有些服務對象也是經濟逆境下的受害者？這些都是很普遍，我們通常是怎樣提供幫忙？

□：我會從短期和長期的兩方面著手。先解決其即時需要，就經濟的難處尋找援助途徑，例如會否有基金支持，或者她/他是否符合申請綜援的資格等？長期方面，衍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會否只得她/他一人是如此，還是社會上有許多這些人呢？同樣地，像影片中所說會否可以組織這班人做一些行動？

陳：大家都會知道，社工的工作一定包含有小組、個案和社區發展的行動。剛才同學說會否有資源援助是屬於skill方面；至於長期介入，則視乎妳/你的價值觀，當我們覺得需要有組織的工作，才會在skill上找途徑。方向雖然是這樣，卻不一定可以實行。例如這位婆婆是和兒子一起居住，就不能申請綜援，當然還有其他問題，並非現有的福利資源可以解決得到。若是組織服務對象，往往要用上數年的時間，而且不一定成功，有許多是爭取不到的，像天星碼頭最後也被拆掉。再者，組織清潔工人其實是很困難，工友一天要做十多小時，又大部份是女性，放工後也要煮飯照顧小孩，很難叫她抽身來開會或參與。所以，這位婆婆的現實問題解決不了，方向上要組織她們也做不到，加上機構的不支持，這樣妳/你作為一個社工，會否感到氣餒？妳/你們將來在工作上，不論是婦女、長者、青年或其他服務範疇，可能會遇到許多這樣的情況。

□：我想最困難是後者，就是機構的不支持；又或者社工有一種溫和的(形象)，但事實上我是不想屈服於政策上。如果有同事和自己一起爭取時，由同工開始就會有一種氣氛。例如我做青少年工作的，這群青年人感覺很奇怪，為何這班社工經常上街或不時去到處去(參與抗爭)，從而引起她/他們的好奇心，然後跟我們去認識相關的政策。所以，所謂的氣餒較多來自同行的不支持。(陳：所以說就妳自己而言，工作方向和目標是清晰的。) 不過，要這樣做到，是要突破或說服自己許多東西，有時可能因為經常被人打擊，導致沒有信心，更質疑自己為何弄成這樣，這樣也會退後幾步。

陳：剛才提及機構的不合理，或是服務對象的處境。正因為這些不合理觸動了妳/你，才會想要做某些事情。這根本是涉及價值觀的問題，就是妳/你在想如何有較公平的社會。這可能未必是很清楚或具有理論性，但妳就是有這個價值觀，覺得應該有平等的，即是這價值觀令妳在見到某些事情時出現有自然反應，可能是惻隱或憤怒，即所謂的feeling。如果那位婆婆的問題未能解決，我們嘗試利用所有的knowledge & skill來支撐我們的價值觀，使之由架構的高點能回落到地上，方能實踐出來。

三、社會層面 -- 衝突與價值觀

陳：但我們一直談的只是個人層面，不要忘記還有主流社會。據社會學的分析，主流其實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霸權。像我們這些異議者，所謂的微少聲音，就永遠跟它形成衝突。而且，這個社會建構的所謂秩序，是因為它本身有力量，例如一旦見到衝擊出現，報紙就會說成異議者是暴民。在行動中，不時有人與警察拉扯、衝突，妳/他們看到這些片段時，會有什麼感覺？common sense又會如何？主流社會把不守規矩的人，給予「暴民」這些負面的形容時，亦影響了一個霸權和一班所謂的「非主流」處於互相拉扯和制衡的關係中。

剛才那同學可能想在skill方面如何提供幫助，以及在理論層面如何有更深入分析，但可能最終兩者都是無結果。因為在主流社會下，這些工人知道誰出來跟老闆抗衡，就會失掉工作，正所謂「出邊個死邊個」。這個現實情況，並非工人不願意幫忙，而是香港的法例並不足夠保障勞工，所以哪個工人出來抗爭就會損失工作。當我們發現這樣可能是行不通時，要的就是還原我們的價值觀念。

「氣餒」這回事，不單獨是自己的，所謂失敗或搞不成功，還涉及「強弱懸殊」的問題。說了那麼多，為何能支撐自己，或令我有信心的，正是我們雖然現在是小眾，但預見這些異議聲音不斷在擴大，而我們知道只有不斷的參與，這些異議聲音才可以與主流抗衡。我能明白這位朋友在機構裡不獲支持，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福利界就像從商一樣，但有沒有人發聲？我知道是有的，工會各方面是在努力，但強度是否足夠？還是我們需要多些其他的衝擊？

所以，我在影片中做了兩件事：一、像妳/你們一樣做組織弱勢社群的工作；二、agenda setting在社會中設定議題。若想將這些聲音不斷擴大，除了組織以外，我們到底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做高調的人？坦白說，我不是高調的人，所以長毛說要不像他這般(高調)。但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我們要與主流價值觀念抗衡時，就要突顯自己的那套觀念，而且只有突顯觀念，才能影響其他人。例如在領匯上市時，有位婆婆被全香港人罵她浪費政府金錢，長毛他們也被罵成是政客亂港。在當時來說，她/他們的壓力的確很大。後來訪問那位婆婆，她說當時打開窗戶已有許多記者在樓下守候、到街上買菜也被人罵，所以要匿藏在家，這種壓力我們是否能承受呢？我不是說人人都要這樣，但問題是說如果我們想與主流社會衝擊，正是需要這樣走前幾步的人，以及明白我們是要高調地提出與主流社會抗爭的意見。這抗爭不單在行動上，還有是意識型態的抗爭。領匯事件還好，不到三年，整個社會都有所轉變，市民知道領匯不好。但是，許多時候並非這麼正面，社會的意識不一定會有改變。

但是，如果我們確信一定要有confrontation對抗，就像衝突學派理論所說 -- 我們需要衝突，那妳/你怕衝突嗎？衝突不一定是長毛那樣，而是生活的各個領域衝擊舊有的事物。在我看來，舊有的秩序在現時已經是行不通。那我們繼續接受它，還是挑戰和衝擊它呢？

四、社會層面 --「組織」與「設定議題」相輔相成

□：寶瑩妳是怎樣看衝擊主流社會的實踐？我平時看報章或剛才呈現許多的行動的方式如請願遊行，但作為客體的我，從旁觀角度來看，覺得花上的氣力卻得不到很大的回報。因為政府會否受到動搖，是視乎人數或氣勢強弱而言，例如扎鐵事件(就較強烈)。介入主流意識型態的方法，是否只能採取這些行動方式？除了走上街表達聲音外，其實在內部妳與女工會做了什麼充權或意識轉向的工作，來提昇她們對意識的覺醒？現時一般激進人士所用的方法，我覺得成效其實並不是最大，亦不太能彰顯出來，實質的底蘊是正在做什麼？

陳：我在影片中既做衝擊，也做組織的工作，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雙方也有其局限和優越之處。所謂組織，以現時最流行的說法是要做「實事」。實事既不像民建聯那樣做小恩小惠的事情，更不是代表或代替她/他們；而是要「充權」，讓一般的服務對象明白自己的力量。以往我在女工會負責清潔工會，現在則在長毛的辦事處工作。我們見到的是如何建構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我們是怎樣在不同的組群裡面把服務對象組成起來？因為現在香港的各個社群，在資源方面完全是不公平的傾斜，各組群都有其要求，希望在政策上有轉變。所以，作為社工，除了小組工作外，還要有社區發展的組織工作，令在公民社會中的人自覺到組群的需要。在參與的過程，服務對象得到充權後，令到她/有信心，並對其切身的處境有更多認識。但我們都見到局限，就是這些組群很容易把焦點放到自己的利益上而已，例如我是綜援人士就只談綜援。

吳志森，也是關注弱勢社群的傳媒人。但他曾批評綜援人士說得太多自己的東西，指出不要忘記許多聽眾是反對綜援，例如低收入工人，她/他們根本接受了政府的那套說法。我們也不要忘記，身處的是主流社會，政府正利用低收入工人來打擊綜援人士。所以我們除了令服務對象關注切身的議題外，也要令她/他們跳出自己的處境，才能到一個較大的環境來看。 此外，主流社會的Common sense是怎樣建構？除了父母外，就是看電視、新聞等，我們的(觀念)許多時不是讀書而來，反是耳濡目染，也就是主流社會建構出來。所以，我們怎樣令人衝破觀念，讓低收入工人明白綜援人士不是懶人，那就要剛才強調的另一項工作--設立議題。

剛才那位朋友說，請願示威沒大用處，我覺得並不是。當然不是所有的請願示威都有用，好像天星和皇后碼頭最終是被拆掉，更有兩個朋友因而坐牢，表面上好似沒有成果的，但其實不然，它卻帶出很大的效果：第一、有很多年輕人因此事而走出來；二、以前是從未聽過「城市規劃」，「社區重建」亦不存在。城市規劃能成為一個議題，是在天星和皇后事件以後，其實就是這些行動的人把設定了這些議題，這些都是做出來的(效果)，如果沒有人做(抗爭)的話，這些是不會存有。

另外，我是「和諧之家」第一代的職員。剛開始的時候，社區教育和宣傳的焦點放在「虐妻違反人權」、「虐妻不是『床頭打架床尾和』」，而是很嚴重的罪行。當時是這樣宣傳的，但現在已經不用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打老婆是不對。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令社會的輿論有所改變。又例如清潔工，大家都知道她/他們代表的是最貧窮和弱勢的工人。這個正是女工協會、工人、工會創造出來的，這是一個agenda setting，所以不要說遊行示威是沒有作用。當採用另一角度來看，這些在大主流中的意識型態抗爭，其實就是在這裡得到成功。

每個人其實都是看電視、新聞(建構觀念)，我們會否以設定議題來影響服務受眾呢？我覺得兩者是不能夠分開的，如果只是做了(組織工作)部份，就是NGO、社工的做法，這是當時是好的，但

就追求更公義的理念來說，我覺得是不足夠，因為香港現時仍未做到公民社會。

五、社會層面 -- 社會同理心與力量連結

■：寶瑩很激情地畫下了一幅與社會互動圖。與社會運動界的朋友結連，常有許多聲音鞭策我們。能夠做到建立公民社會都已不容易。或許，未到達一個公開領域之前，我們要就社會服務、在地區或機構層面設立議題，或有一種新的構想來服務我們的對象，其實都需要有gusty勇氣，也需要同工之間或同志們的互相支持和結連。

我覺得在衝突關係以外，寶瑩亦有提及對社會同理心的確定，social empathy不單指舒緩被困者的情緒，我們如何令弱勢群體跳出自己的困境，擴闊甚至理解社會上也有許多人受制於意識型態或不公平的處境裡，而我們可以同坐一條船。我想起傷健之間與社區的共融的計劃，某程序都有某種進步性。雖然跟寶瑩眼中的革命路程仍遙遠，但我們都要積聚的力量和散播種子。我們有許多的服務對象，在開完小組後，會否有機會遠望一些、拓闊多些視野？例如搞一個失業與綜援的互助小組，是可以進一步了解除了我們機構的服務模式以外的，例如請綜援聯盟的朋友，她/他們如何在政策倡議上設定議題？會否能夠認識多些朋友、其他機構的服務模式呢？就這種結連來說，既有助拓闊服務對象的視野，也能延展社會的同理心。我認為謙遜地觀察現時的服務，其實是有需要再做得深入些。不知大家會否有些相類似的看法？

對於解放的人的質素，其中我最欣賞的是，例如清潔工友性工作者探訪清潔工友，清潔工友一般年紀不輕，她們在成長、家庭和兩性的觀念上，都會覺得這是dirty jobs或是沒有尊嚴的工作，但在這樣的接觸互訪的過程中，這種差別性就會衝擊我們，要我們跳出自己的框框。當然在探訪時至少都要客氣些，即是說彼此都要open up自己的感受和認識，重新去理解社會上有不同生活模(式)態(度)的朋友。那我們如何就這種的接觸溝通互動，以致看到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有對話的可能，有某種立場要重新釐定。我見到女工工友正因為這些互動，透過人和人之間多些的接觸連繫和互相澄清下，她們是可以加深多些社會關懷、社會批判的層面，這裡也是有一個power base力量基地。雖然不是說一下子就能有很強烈的回應，但我覺得這也是其中的一個方向。

六、社會層面 -- 公平公正的價值觀念

□：正如剛才有位同學所說，大社會似乎不太認同這些行動，或通常年長一輩都會說政府那麼好，你們還在吵什麼。但正因為整個主流社會沒有很多人會發聲，我覺得這些少數的聲音是需要去做，而且覺得是要頗勇敢才可以去做。要是我們出去，可能要戴帽和口罩，否則會有收(解僱)信的壓力 (陳：其實妳/你們跟清潔工一樣。) 其實是很欣賞那些行動，儘管是一小撮人的，其實是可以選擇許多的工作和職業，獲得很好的福利，但卻沒有選擇後者，而選擇了一些為了少數人發聲的行動，這是很欣賞之處。

我覺得一些基層市民，女工，在過程中一方面有組織替她/他們發聲，另一方面在策動她們時，由原本她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甚至卑微，但是因為有這些行動，一定會有她們的得著對於年長的，可能難以動搖她們的想法，但一直依這樣做下去是會有成果。

■：我想正因為妳剛才這番說話，其實就是一直支持我們做了那麼長時間。過程不斷有up & down，像領匯很幸運的，三年時間就可以平反，但「六四」卻二十年仍未平反。許多時候並非可以由我們控制，但我們可以做到多少就多少，以及就是價值觀的問題。我經常強調不需要每個人都走出來，但社會是需要有一班人行前一步、兩步、三步。如果我們有一個目標，是要公平公義的社會，在我們的生活是完全可以發揮出來的，譬如說組織一個公民社會，甚至在自己的機構裡訂立議題。不一定要在社會層面，在機構裡面亦可，就是說更易看到改變。透過合作，可以讓所接受服務的社群提昇信心等等。

□：妳看到基層人士的進步空間是如何？是否會更大？(陳：是的。) 若是對著一批已受教育的人，要動搖她/他們會更難。但譬如新來港人士，她/他們可能會感到自卑、覺得自己無用，但原來一直做下去，對她們有所帶動時，也見到她/他們的轉變，其實是一些很好的媒介和途徑。

陳：所以，如果大家的價值觀念是希望這個社會是公正公平，就自然會想到許多的技巧、理論能夠支撐自己繼續(朝這方向)做下去。正如Pauline舉例說，請性工作朋友來與工友溝通，其實情況跟衝擊主流觀察是一樣的，但做法表面看來是很soft，只是傾談而已，但較保守的年長工友與姐姐仔傾談，如果有這些想法，就會找到技巧促成，但當然要有一群姐姐仔願意出來做agenda setting。其實，我們不是人人都好像長毛般走到最前，長毛叫我學他，我自問並不能像他那樣成功，這樣的話，我就在自己的範圍做到我自己覺得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七、社會層面 - 規範與轉變

□：我常想人與環境的問題，其實所有環境在許多時候都是norms。身邊有許多norms包圍著我們，見到norms有不公平時而想去抗爭。但在妳心裡面對於不公義的掙扎，以至對公義的堅持，其實在某程序上來說也是norm來的。會否是這樣呢？似乎有一種norm與另一種已經是主流社會的norm的discourse在打架的感覺。其實，世界轉變是很正常的，因為人有自己的想法，而社會有它的norms，兩者會有互動。所以會否只是動搖了一種norm，而把另一種norm放回上去？

陳：我現在說的是霸權，霸權就是說有一些東西impose在妳/你身上。例如我不結婚是否一種norm？當然不是，因為主流社會是有賞罰制度，如果不結婚，就沒有免稅額等，以前連公屋都不能申請。在主流社會來說，norm不單指社會的意識型態，還是一種規矩規範，若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例如長毛在立法會時要穿畢挺的西裝，但他穿上t-shirt，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問題。權勢者設定了規範，這是現實，現實就是不遵守就受懲罰。當然可以說，即使給予陳寶瑩做了當權者，妳也不知會提出什麼規範來。但如果我們爭取的改變，是一個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的運動，我講的民主不是投票，還要是民主的參與，這是我的理念。

再講衝擊主流觀念，都是身先士卒。但最重要是人的轉變，既看到外在的轉變，也看到內在自身經驗的轉變，就是她/他需要經過自身的成長、建立自信。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出現了一個毛澤東，我們也會推翻他，不投票予他。其實，我們的社會本身就不是靜態，不斷有衝擊在當中，即使將來的政府較為符合我們的理想也好，但社會是不斷出現許多不同的組群，可能到時又會有一些組群出來說其需要被忽略，或受到規範的影響，這是我們現時想像不到的。社會不斷在變，有些事情我們也不知曉，例如在三十年前，在書本讀過何謂婦女運動，但當時香港並沒有婦女運動，我們也沒有這個經驗，但後來為何會搞婦女運動呢？就是因為在參與過程中發現那班男性不行，只有他們的聲音，女性聲音卻被壓抑。但婦女運動是舶來品，那麼我們就慢慢提出要求，自己成立一個婦女團體。社會不斷在變，規範也不斷在變。正如三十年來由姐姐仔、同志團體，再到被虐婦女、婦女運動以至其他行動都是不斷湧現出來。

問題是妳/你們作為社工，妳/你們的工作真的只針對弱勢社群的需要嗎？又會否多做一步，令到我們的公民社會更為壯大呢？能夠制約一些所謂有頭有面的人(和機關)，而我們更能更新規範，令社會變得更公平和更多元，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選擇。

結語

■：我們都很忙碌。平日的工作生活就是在想如何服務對象，希望今晚透過觀看影片，能從運動層面看一位朋友的三十年經歷，而得到多些的拓闊。並且，希望在社會的轉變中，我們之間能透過這樣的對話，而有多些共同的語言。她時常都充滿活力......

陳：很簡單嘛，就是搞社會運動。我認識參與婦女運動的朋友，樣子都沒多變。

■：好的，保持青春活力！就以此句作為今晚的結語。若以運動角度來做服務，就不會那麼容易疲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