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江瓊珠提出這些提問時，她很爽的反問我為何需要理由，她就是的確是單純地想到沙漠浩瀚的畫面，而想要起動前往，在沙漠背景下訪問順馨。她更以王家衛的《春光乍洩》為例，為何兩個香港男人的愛情，要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取景？沒錯，簡陋的旅館、尼加拉瓜瀑布、探戈舞步…… 在那裡才可得到某種色彩和語調的氛圍。畫面呈現瀑布奔騰萬像的震撼，彷彿在宣告「無需要太多」，景象又似乎隱含著什麼。江瓊珠續說，雖然我們不一定能有充足的技術和器材拍到大漠黃土的浩揚，但還是要努力去拍攝。畢竟我們不是在嘗試捕捉畫面的感覺而已，更重要的是呈現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特別是仍在不同崗位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或是三十年前的參與對各人生命的影響等。
《從艇戶三十年走過來的運動份子》的主角之一就是陳順馨，她從77年開始參與「觀塘諮詢服務」開始，一直關注居住問題、基層居民的生活困境，以至集體行動的組織工作等。出發前我在看順馨的《嗅覺的記憶 – 我的七十年代》一書，內裡詳細敘述她對70-80年代的社會運動參與反思。【註1】 透過書本我更深刻認識過去與今天的順馨。江瓊珠比我更了解她，順馨自荷蘭畢業回港後，就與江瓊珠認識，當年流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夥租住「公社」(mini-hall)，並要輪流做家務，又辦讀書會，甚至有時睡在床上仍爭論不休。
江瓊珠就在讀書會認識順馨，並與其他姊妹在84年創立了「新婦女協進會」(「婦進」)，多年來在不同崗位仍有不少合作機會，特別是寫作出版。我則在01年大專畢業後入職「婦進」，在03-04年間剛好是順馨當上主席，有幸因而多了機會接觸順馨。她甚具感召力，答應了的事情就「絕不拖拉」，加上勤奮好學和凡事先顧及別人等等，這些以身作則的榜樣怎不為感動？可是，她原來打從心底是有不甘心：「幸好，我知道我不甘心只是一個上司欣賞的職員，或者是身邊的戰友們心目中的有投入感和承擔的社運參與者」(p.14, 《正值銀杏生輝 – 記北大》) 她骨子裡還持有一股不為人知的勁力，就是喜歡寫作和看文學作品；也想要闖出熟悉的生活圈子與氛圍，不怕從零開始到北方尋找擁抱自己。這種為自己打開新天地的想法表面似是浪漫的說法，實踐起來卻要耗上多少耐力、專注、熱忱和魄力呢？
我們能在09年的今天趕上順馨的國內之旅是別具意義的。首先，我們隨她到內蒙古的烏審旗探訪108名和平婦女之一的殷玉珍、她的家人和她的「生態園地」。那不僅是一位學者的研究項目，順馨更全「情」投入。2005年當瑞士發起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http://www.1000peacewomen.org/，及後順馨與中國和蒙古地區的統籌成員一起拉闊對「和平」的概念 http://www.1000peacewomen-hk.org/big5/front.htm。
順馨坐在沙丘上，朝向黃昏夕陽時，娓娓道來「和平」意義，它不單止相對於戰爭時期的暴力，更是與「婦女」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身處戰區以外的地方和時代，又在所謂和平和諧的社會中，其實潛而默化的二元思維觀念、各種不公不義的制度管治、不尊重人權存活空間等等，都與現代急速追求利潤的發展，以及便利不負責的生活形態相關。這些由於生活和發展衍生出來的不和平，雖是令人眼前灰暗，但原來在渺無人煙的沙漠、在熱鬧繁擾的都市、在政治民族衝突的氛圍下，仍有千百位(甚至更多)的女性在努力扭轉。這些力量無論是因生活形勢所迫使，還是對人對生態的關愛，都在這些女性身上展現出來。
順馨感觸地說，當她首度來烏審旗，踏足在綿綿不止的流沙時，她覺得自己在投懷大地的母親，大地是要我們去愛惜。而這群女性與順馨一樣，都是「不甘心」現實的各方限制，在艱難形勢下仍創造出條件，默默耕耘她們對土地家園、生態環境等持之以恆的關愛，為他人、為環境、為生存而傾盡全力。順馨更邀請多才多藝的好友芳子參與其中，希望以芳子的畫筆，紀錄玉珍這位在沙漠為生存而植樹治沙逾廿十載的女子。
「寧肯治沙累死‧也不能讓風沙給欺負死」能夠說出這句話的，就是殷玉珍。玉珍是陝西靖邊人，現在是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烏審旗河南鄉爾林川村的農民。這位農民與沙漠植樹的淵源，非得由她二十歲時嫁說起不可。
玉珍第一次出遠門就是出嫁當天，她的丈夫白大哥牽著騾子迎聚她，帶著兩棵樹苗的嫁庄，就跟白大哥上路去了。她形容當天：「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走過一片又一片還沒返青的土地，我跟著他一直走，一直走，走著走著路邊就沒有村子了，再走也看不到地了，腳底下的路愈來愈窄，最後連路都沒有了，一腳下去沙陷到人的腳脖子...我跟在他後頭走，本以為走出這片沙漠就能到村子裡去了，沒想到他就在沙窩裡站下，告訴我：到家了。」(p.236，《多彩的和平： 108名婦女的故事》)
她哭了七天七夜，想尋死，但連上吊的樹也找不到。尋死不得，找生的可以吧。她和白大哥真的做到，不單在第二年蓋土房子，還想到有井水就能種東西，雖然粮食被風沙影響生長，但那兩棵種在井旁的樹苗卻慢慢長大，那就種樹吧。此後，兩口子拚命地種樹，由樹成林，同時她和白大哥用了三、五年運磚造房，並開始養牲口、種菜和西瓜，也有飛鳥存活於林間。生活在沙漠裡，不僅有苦澀，也有甘甜，所以她說沙漠種出來的西瓜特別甜。十四年的艱辛彷彿在鍛鍊玉珍的韌力，培養她的智慧，因為正在生活改善之際，1998年的冬季她發現所種的那遍地和住處已被賣給了別人。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沒有嚇退她，只是迫使她拿出最大的力氣找尋問題所在，事件直至今天仍在打官司。背後出售土地的原因，其實與國家開發西部相關， 因為開發，所以鼓勵民眾治理沙漠，誰治理就誰擁有土地。玉珍說要爭理卻比種樹兩萬畝苦多了，她說：「種樹的時候再苦、再難，都是灑一分汗水有一分收穫...可到了城裡辦事不一樣，儘管到處是人，可我兩眼一抹黑誰都不認識；儘管到處是路，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條是我的活路。」玉珍的話就是這樣直撼心底，都到了最底線，還有什麼路可守可進？
因為她這樣尋活路，終於找到了宣傳部，外界漸漸對她有所認識，媒體幹部、榮譽捐助紛至沓來，給了她和這塊地帶來許多新機會，也使她忙個不停、分身不下、焦慮不安，還是她自己形容貼切：「成名以後我有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感覺，總覺得不踏實。」(p. 243，《多彩的和平： 108名婦女的故事》) 所以順馨路上曾提及，她認為計劃重點還是在人，她說過去三次探訪玉珍，她都有分享自己的煩惱困難，例如身體退化、知識水平不足、工作過度繁忙、家事孩子事照顧等等，如今我們親身接觸玉珍，更見她時鬧胃痛或沒胃口進食。我和江瓊珠到烏審旗拍攝三天，剛好是生態園的規劃案的磋商和落實期，可能她是為案子周章而弄致腸胃不佳。這案子是市政府免費為生態園設計的，企圖令這個沙漠變得更綠，更適合發展旅遊，但問題也出現了，就是沙漠是否適合那麼多人在生活？垃圾廢水電力如何解決？還有大規模蓋新水泥房對這裡有何影響？而且，一些沙漠化的地區正是由於人口上升而導致，仍未能找到答案回應這些疑問時，順馨和芳子指出，這真的是玉珍本人想發展的事業嗎？因為她想在沙漠搞生態教育，甚至辦一所學校，既將玉珍植樹治沙的經驗整理和傳授，也讓今人後輩繼續承接下去，為愛護沙漠和大自然而努力。可是，玉珍得到「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等名譽，既要顧全配合國家政策，也要為繼續發展尋覓資本也是現實。
案子也就在我們離開當天就要作決定。我和江瓊珠先到北京，順馨和芳子繼續留下，待玉珍有空時再跟她暢談計劃想法、了解情況和聽她的感受，希望對她給予有形和無形的支持，雖然這些與贊助興建一條馬路、規劃一個生態園可說是南轅北轍。但我確信，前者的真摰交往，會令人更有力量面對困難重重的前路。和平是生態也是心靈，灌溉樹苗時，也是滋養內心，當整個社會城鄉急速發展時，不要忘卻眼前付出的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民就好了。
當我們在北京與順馨會合，她首要去辦的事，除了和我們吃午飯外，就是跟環境生態相關的團體聯絡，仍盼望盡最後的一分力為玉珍提供實質的、在地的幫助。這就我們認識的順馨。來了一個陌生的地域，彷彿重新認識一個相識多年的友人，她正在做的是什麼事，才發現她更多也更實在。【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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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七十年代末，「艇戶爭取上岸」曾掀起社會討論和關注。當時的艇戶生活環境惡劣，但艇戶普遍從事勞動工作，收入不足以租住私人樓宇，但申請入住廉租屋卻要等待十數年，可是住家艇不僅有隨時沉沒的危機，還有火災、衛生惡化等切身問題，促使艇戶和各界積極關注。但一直以來，政府用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房屋供應及分配政策，所以到了77年中，油麻地艇戶較有組織地爭取，更透過與支持者和團體的合作，企圖凝聚力量，要求「海事處集體驗船、房屋署集體安置等行動」。集體行動和力量，艇戶爭取上岸是一種居住權運動，亦終使政府和警方出手，除了向大眾「抺黑」艇戶是「大陸難民」、「打尖」上樓外，更在79年1月7日採取行動，把當天前往港督府請願的數十名艇戶和支持者，在途徑紅磡 隧道時出動警方攔截，並帶回警署落案，當中11名支持者更被控以「非法集會」。又順韾認為：「把獲得一個『應得的家』視為人道的對待和遊行請願視作公民權，是七十年代艇戶和支持者通過實踐給社會帶出的…香港早期公民社會的理念和形態。」《p.44-52, 嗅覺的記憶 – 我的七十年代》。
註2：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詳見p.234-244，《多彩的和平：108名婦女的故事》，陳順馨主編，北京：中央編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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