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文學和政治影響了她的一生。
小學階段，寶瑩和姐姐沉迷看電影。一有空，便翻開報紙看電影廣告。
家住深水埗，但遠至國泰，東城，京都等，那些在灣仔的戲院，她們一樣去。六十年代末期，交通還不算發達，兩姐妹，不怕路途有多遙長，想看就去。
有次發現一齣電影叫《風月寶鑑》，以為是Ken Russell 的《women in love》，公餘場，票價稍平，兩姐妹又興高彩烈仆倒去，黑暗中，才知道是另一部日本咸濕戲．．．
中學後期，寶瑩加入火鳥電影會。在佐敦道一幢舊樓裡，瘋狂看歐陸電影。一齣戲，反反覆覆地看它三五七遍。安東尼奧尼、貝托魯奇、費里尼等大師作品，更加令她沉醉。電影的真實與虛妄，冷靜和熱情，激發她無窮的想像。
「當時我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返學，放學．．．喜歡電影，是因為它給予我日常生活以外的一些經驗。一些我沒有想過的事情，竟然在電影裡發生，就拓闊了我的幻想空間。」
每個影迷的心裡，都有難以忘懷，或足以影響一生的電影。她的那一套叫：《無限風光在險峯》（Zabriskie Point），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電影講美國學生反越戰爭民主，男主角失手打死一名警察，偷了一部小型飛機後逃亡。與此同時，在大公司上班的女秘書不知何故獨自驅車穿越沙漠，兩人在路上相遇，做愛。荒野中，還有其他做愛的男女，充滿活力和浪漫。後來男主角被警察擊斃，女主角悲傷不已。結局時，女主角仇恨地注視那幢象徵資本主義堡壘的豪華別墅，幻覺中，別墅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大爆炸．．．
「我從影室出來，心中如女主角一樣充滿仇恨。站在街上，看著路人走過，覺得大家非常麻木不仁．．．從那時開始，我對那些一個人去反抗社會制度的所謂荒謬英雄，特別有認同。」
一如她傾心的兩個小說作品：卡夫卡的《審判》及卡謬的《異鄉人》，主角都是這類荒謬英雄：很有自己的意見，沒想過要反抗社會，最後還是給制度壓平。這種悲劇氣息，寶瑩喜歡極了。
電影不斷給她新的刺激。看《大暗殺》，她又發現另一個革命悲劇英雄：托洛茨基。為了加深認識，她特意到圖書館找關於托洛茨基的著作，可惜是英文版本，她似懂非懂。
文藝女子，不是看電影就是逛書店。偶然間，讀到一本《左岸》雜誌，裡頭有大量講述蘇聯婦女解放，中國革命的文章，都是她有興趣的課題。最讓她驚喜的是，還有文章介紹托洛茨基。還在什麼地方舉行討論會等等。
她滿懷熱誠，跑去參加。從此走上一條跟電影情節一樣燦爛的道路。
《左岸》擁護托洛茨基主義。由中國革命共產党社會主義社（即中國托派青年團）出版。團員都是心懷世界，熱愛思考的秀異份子，寶瑩覺得他們很可以親近。組織的領導層也察覺寶瑩聰慧好學，很努力爭取她。本來準備報考大學的寶瑩，結果放棄了。反而加入了托派組織，模塑一個新的自己。
當時的托派組織各有主見，廿多人，卻分成兩派，領袖人物是吳仲賢及李懷明。其時社運蓬勃，兩派在金禧事件上也有合作。吳仲賢審度政治形勢，力主兩派統一才能影響大局，提出沒有統一就沒有希望的說法。結果合併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簡稱革馬盟）。
七十年代，革馬盟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出版機關刊物《戰訊》，表述對中國及香港社會的意見。主要立場是「三反」：反資本主義、反殖民地主義、反官僚主義。為了更有效地散播組織思想，組織成員更定期到學校門前兜售《戰訊》。
運動期間，不時派發傳單，分析形勢，號召群眾起來行動。由於政治取向鮮明，當時組織並不受運動界歡迎。社運團體搞聯席會議，革馬盟多數不被批准加入。甚至連旁聽會議也被拒絕。到處受排擠，反令組織成員更加內聚，更有鬥志。
組織開啟了寶瑩的理性思維。參加讀書班，討論會，組內成員個個雄辯滔滔，經常為革命理論激烈發表意見。本來只浸淫在文學與電影世界裡的她，開始閱讀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及其他托派理論家的著作，掌握了一套新的政治詞彙。漸漸也學會以這種方式和同志溝通。
這種政治學習並不容易。寶瑩愛讀書愛寫作，但都是從個人感情出發，傷春悲秋。組織的同志，不論是閱讀，發言或寫文章，都輕而易舉地拋出洋洋灑灑的高論，開口閉口都是革命大道理。馬克思這樣說，列寧那樣說．．．一向被同學奉為才女的寶瑩，在他們面前，一下子變得很笨拙。
同志男朋友也批評她不夠理性，不會寫思想性文章。還嚴厲地告誡她要自強，要做獨立戰士，不得倚賴別人。眼前個個，都是聰明亮麗的理想青年，每逢回到組織，她很高興，也很辛苦。同志發言了，自己該有點什麼回應罷，但政治理念還未鞏固，她總是感到無所適從。
一次開會，她再受不了，躲在廁所哭個不停。心裡不斷掙扎：回到以前的生活去罷．．．回到以前的生活去罷．．．
然而這是一條只有前進沒有退後的理性之途。說到底，她是喜歡的。既然選擇了，就努力做到最好罷。對政治，寶瑩其實不算陌生。她父親從前是國民黨軍官，來港後依然關心時政，不時跟子女講述政治形勢，受父親影響，她響往自由的美國，討厭共產中國。想不通的是：既然共產黨那麼恐怖，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精英擁護呢？於是她向朋友借了一本毛語錄來看。結果還是不解。
這個不明白，多年以後才漸漸得到解答。在組織內研習理論，寶瑩終於認清了社會主義值得傾慕的地方是它提倡人的解放。托派理論也解釋了中國共產黨的墮落性質。那時候，她確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相信通過鬥爭可以改變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也相信自己會為一個合理的社會而奮鬥。
組織雖然只有幾十人，但也有路線鬥爭，成員要表態，寶瑩唯有拚命閱讀來充實自己，訓練自己的知性思維。也很刻意的改變自己，讓自己成為組織的一部份。
革馬盟著重行動，主張沖擊現有政治制度。1977年，橫頭磡馬仔坑村一條橫跨龍翔道高速公路的木橋被政府折去，引起居民不滿，在炎熱的一個晚上召開居民大會控訴政府。組織派寶瑩和幾個同志到現場去，看看可以怎樣介入。
居民大會平安無事。第二天，她翻開明報才嚇了一大跳：新聞形容參加居民大會的，像暴民一樣。整晚在現場觀察的寶瑩，倒沒這個感覺。那一刻，她猛然驚醒，原來報張(章)也不能盡信。一則新聞如何報導，當中包含複雜的政治。
現實令本來清醒的她，更加清醒，義無反顧跟主流對抗。而她知道，個人力量極其渺小，唯有把自己的生活和組織的生活結合起來，才有推翻制度的希望。
組織在大方向上依循第四國際路線。七十年代，第四國際認定青年是國際托派運動的主要力量，必須積極介入工作。組織於是派遣了寶瑩考入浸會學院，做職業學生。具體任務不是讀書，而是吸收其他學生，影響當時的學生運動。
1977年，寶瑩入讀浸會書院，參加校內一個關社小團體。跟大夥兒一起參加金禧，艇戶等社會運動。在會議上，爭取發言機會，提出托派觀點，企圖影響大會議決。其間一直掩藏職業學生的身份，結識系內同學。
翌年，校內學生會選舉，寶瑩本來要加入被認為是改革派的羅樹基內閣，挑戰屬於學聯系統的舊有保守勢力侯叔祺內閣。可是羅的一位重要內閣成員卻跟她說：「你是托派，還是不要加入我們，免我們受負面影響。」
托派成員雖然勤於學習，敏於思考，勇於行動，學生及社運團體卻不怎麼喜歡他們。不是不明白他們的理論，就是嫌棄他們的政治姿態，生怕沾污學生運動的純粹性，硬是不能接受他們。寶瑩連加入侯選學生會內閣的機會也受剥奪。她很傷心，來學校兩年，竟不能爭取到任何一個同學的支持，真是失敗頂透。
組織批評她的表現。她的意志嚴重受打擊，忽而消沉起來。
「我感到失望極了，一定是我做得不夠好，組織才不滿意。我非常內疚和自責。沒有動力上學。整個人信心盡失，好一段日子都提不起勁，常常像發病似的。完全不想跟別人提及做學生的事。偶而和組織內的同志談起，就哭個不休。」
加入組織，寶瑩處處努力改造自己，仿佛還未達致要求，她情緒極度低落，但也沒想過離開組織。
「可能我很早已認識五四運動，也讀過大量五四文學，很響(嚮)往那種把青春投進革命去的生活，我們的組織也有這樣的氣氛，大家都很投身，每晚見面，開政治會議，做形勢分析，你的同志就是你的朋友，甚至連談戀愛也是同一班人，彼此關係極其密切，我挺喜歡。」
讓她從挫敗中甦醒的，是第四國際的另一條新路線。八十年代初，學生運動退潮，組織認為革命力量極有可能來自產業工人，號召各地同志投身工人運動。這個時候，寶瑩被組織指派去跟一個托派前輩學車衣，三個月後，由前輩帶領，幾個組織內的女孩子就到製衣廠當製衣女工。
入廠前，前輩面授了做工友的三大注意：一，要勤力，不可吊兒郎當；二，要學好技術，才能爭取工友的信服；三，不能因為自己牽累別人沒有得開工。
這三大注意，寶瑩牢牢記著。天天上班，和工友和洽相處。可是還是受到批評。寶瑩做事一向快手快腳，她負責鈒骨，一下子便做妥眼前工夫，百無聊賴，便伏在衣車上睡覺。有些工友看不順眼，冷說道：「以為自己好巴閉咩？」
無論本身意願有多誠懇，原來人家還是覺得她浮誇，不踏實。她倒學會原來要讓人信服，沒那麼容易。
幾年下來，製衣業界風平浪靜，沒什麼工潮。頂多是個別部門跟管工講講價錢而已。
「製衣廠的經驗卻對我個人成長很有幫助，學會了工作必須要有紀律。認識了不同階層的朋友，我對基層工友的關懷，是從這裡開始的。」
她還記得，一天午飯時份，警察在熙來攘往的工廠區拉小販。一個小女孩被拉個正著，一臉無奈。這個時侯，一位金毛飛挺身而出罵差佬無無良。讓她知道什麼叫階級感情。面對不公平，終究是會有人反抗的。
「當人的命運被扭曲時，我感到難以忍受。我在工廠時，最看得多是人在制度卡壓下那種不由自主。那時我有一個要好的工友，忽然與一個她不怎麼喜歡的男人結婚，目的只是想有自己的家，有一個居所。當初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這樣選擇，倍(陪)嫁那天，去到她狹隘的家居，才明白過來．．．這也令我想到婦女解放的問題。制度太龐大，人要走自己的路並不容易。」
八十年代初，第四國際呼籲各地組織培養工人及婦女同志。寶瑩積極爭取，自費往荷蘭參加婦女幹部訓練班。短短三個月，擴展了她的國際視野。回到香港，和十多位關心兩性議題的年輕女子創立新婦女恊進會，大展拳腳搞婦運。
婦進創會會員意識形態不盡相同，有進取有保守。寶瑩的政治取態卻從沒改變，在婦進，她只有興趣落區跟基層婦女打交道。相對「組織」，婦進比較包容和溫馨，寶瑩樂得來去自如，有合適的議題才參與。
1984年，女兒出世，寶瑩離開工廠。
除了八九民運，整個八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異常低潮，一直緊密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革馬盟，也由於民運的沉寂而無所發揮，寶瑩能夠做的，只是繼續派傳單，繼續遭受社運界排斥。
組織領導人星散，再沒有明確路向指引。同志灰心的有，退縮的有，大家飄零四散。內憂外患，革馬盟的邊緣性，更加突顯，組織名存實亡。還未死心的中層幹部，包括寶瑩和梁國雄，透過民運加入早期的四五行動，催化另一激進力量，繼續實踐未完的理想。
這個時侯，婦女議題成為寶瑩最大的關注。透過工作及重新上學，她貼近了被虐婦女和產業女工，向前多走了一步。
「政治生活永遠是我的第一選擇。當政治生活不如意時，我便投入私人生活來逃避苦悶。九十年代，我的私生活是上揚的，說明那是政治低壓期。相反，個人生活出問題時，我會更加擁抱政治。」
2000年，寶瑩重新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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